因此，和平权和谐权为作为基本人权的自由权内涵的展现以及自由权的具体实现路径提供了实践平台。
人们在共同体中的社会活动主要依据这些社会制度，社会制度的存在扩张了个人的自由。(109) 虽然规范论者以刑法对集体法益的扩张保护已经偏离了法益论的初衷为由，试图在根本上动摇法益论的做法难以实现，但是，他们从侧面提醒了我们充分认识在理论上厘清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原理的重要意义。
这样的思想得到了那些主张对累积危险行为进行处罚的学者们越来越多的支持。首先，存在层面的还原论常常认为，某种集体法益只有当与个人法益具有同质性并能够被分解成或还原成个人法益时，才是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否则，保护水体纯净度或公职行为的廉洁性要么没有实际意义，要么只可能属于对某种个人法益的单纯保护。人们主观上认为不存在危险，即人们对法益不会受到侵害的状态的信赖。(76)我们必须对该罪名所保护的法益是道德感情的结论进行否定。
(35)所以说，保护环境法益对人类的社会生活而言至关重要。(52)比如，法律在对污染环境者进行处罚时，他人实施相同的行为只是污染者实施污染行为的背景，污染者之所以会被处以刑罚，是因为其实施的行为属于若大量被实施，便会对集体法益产生累积性危险的行为。据此，我们可以说，主体性是中国法理学乃至中国发展的根本，它意味着中国法理学自主地对未来进行想象、筹划，展开行动，并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69)参见[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冠宜译，台湾时英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页。如上所论，邓正来教授已经指出中国追求主体性的必要性。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对社会的改造会像利用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的改造那样取得巨大的进步，历史沿过去、现在、未来所形成的直线前进，现在比过去进步，未来比现在进步。由于对这种要求的可欲性不加反思，反思的只是这种要求的可行性或效果如何，因此，社科法学的大规模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仍只是量的扩张。
法理学功能化趋势强化最明显地体现在社科法学的兴起与扩张上。不能以前者的科学之名排斥对后者的关注，而应以对后者的关注充实前者的内容、克服前者的局限。
中国主体性承载的价值共识是中国人通过展望未来而对自古到今的不同传统进行诠释或者说通三统(82)来达致的，因此其内容包括自由、民主等源自西方国家现代性的价值，是中国人从中国出发对这些价值的理解，而非当作教条的照搬照抄。就此而言，笔者认为，可有两个判准：一是看某种法律形式是否违反宪法，如果不违反宪法，那么就是可以追求的。因此，当代中国法理学以专业化、技术化、功能化的态度、方式对中国现实进行处理，不能不说是片面的，实际上体现了单向度的肯定性思维。并且，由于我国的公共领域并不健全，人们尚未养成进行公共说理的习性、美德，再加上受自身利益的因素的影响，因此个人在公共讨论中往往以独断、片面、教条的方式进行表达，有时戏谑、嘲讽、解构，表现出犬儒、反智的倾向，(74)甚至以不文明的方式言说，沦为乌合之众。
但科学技术恰恰对这种前提性社会条件不具有反思、批判能力。中国法理学对包括中国法律在内的整个现实是持肯定态度的，这种肯定态度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值得称赞的。在中国主体性的形成过程中采取这种无立场的立场，对中国之外的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他者意味着，从中国的立场出发，但这种立场不是预先具有绝对优先性、绝对有效性的，而是假定的，然后我们的立场与他者的立场发生互动。(66)参见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05页。
中国法理学的主体性，有其内容与形式，从而区别于虚无主义。对法律不可随意支配性的追求是当代中国法学/法律专业化不断发展的重要成就。
因为包括中国法理学的主体性在内的中国主体性，只有从中国实际出发才能实现，只能也必须建立在对当代中国现实的肯定上。(14)参见[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如今，中国不仅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变这种被支配的状况。中国法理学表达中国主体性，不仅应当关注普遍性的法律形式，而且应当关注所要表达的普遍性利益。在法教义学、法实证主义、法理言说等指导下的部门法学以及方法论、思维论等研究，推崇作为法律科学的法学，把是否成为科学当作法学成熟与否的标准。对比苏力教授与黄宗智教授进行的中国法律经验研究，他们都对大体相同的中国农村司法和法律进行了研究。也是齐物平等(81)的世界，在各主体差异基础之上建立平等，超越西方国家现代性中基于主权平等形成的形式平等教条、伪善和中国古代基于差序格局形成的等级性秩序，达到各主体在实质上平等的尊严、自由，实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的解放、团结。既包括山川、河流、物产、气候等自然性的物质因素，也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社会性的物质因素，还包括习俗、道德、伦理、宗教等精神性的因素。
但科学技术的反思、批判只是在其内部进行的。除了关注法律的概念、逻辑、方法等外，还应该关注法律与道德、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的关系。
这种肯定是以专业化、技术化和功能化的态度对待中国现实，运用专业化的法律技术推动中国社会在功能上进一步分化，在保持社会秩序的同时加速现代化。当然，如果两条标准产生冲突，那么应以是否符合宪法为最高标准。
但当代中国法理学存在着对法律形式化理解的教条，也可以说存在着以规则为中心理解法律的教条。除了权力、金钱、技术等消解意义、抵制反思的方面外，还有新老传统、善良风俗、美德等提供意义和反思源泉、促进反思的方面。
这对于破除各种主义先入为主的绝对性、独断性，认识各种观点、信念、看法等的相对性、可错性，从而对于打破意识哲学主体观所具有的独白的自我中心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观所具有的支配性、压制性有很大的效力。(75)但这不是压制甚至取消而应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公共讨论、公共生活的理由。尤其是，如果认为法学家有资格终局性地规定、判定法理，那么将导致以专家的专业论辩取代社会公共生活的论辩，以专家的专业意见取代社会公众意见，从而法学专业化的强化体现出法学专业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固化。结合两个方面的反思，也就是批判实在论(49)意义上的说明和批判诠释学意义上的诠释，从当代中国现实出发找到认识、思考中国现实的合理的规范性基础。
法律作为一种具有客观性、中立性、确定性的技术，以其实证知识及系统为社会生活的开展提供广阔的空间。魏磊杰：《法律东方主义在中国》，《读书》2020年第7期。
(11)参见舒国滢：《求解当代中国法学发展的戴逸之问：舒国滢教授访谈录》，《北方法学》2018年第4期。这种图景是对社会现实技术理性化的想象，是技治论的追求。
尽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依然欠缺反思力、批判力，依然无法推进中国法理学主体性的发展。苏力教授把自己限定在从结构功能方面，实用主义地经验主义地解释古代中国的制度构成，认为中国宪制源自经验，却不只是实在和描述的，它们也是规范的，是……介于‘事实与规范之间，(45)从而从农耕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不仅对当代中国，也对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科学技术作为手段，能够用于对社会的反思、批判，这是可欲的。(35)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8页。(23)社科法学论者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各种非正式风俗、习惯、惯例等的有效性。如法国社会学家维沃尔卡所言：主体的定义依赖于它的自主能力，这个能力是它自我呈现和行动的源泉，①因此主体性意指自主性，是行动者在社会生活中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决断并为自己行动负责任的能力。
二是即使作为一种对中国法律与社会未来发展的理想，从而可以避免时空误置这一指责，系统功能论法学所想象、追求的也是法律作为自动机这一现代隐喻的升级版，是对法律技术理性化功能化的加强，是对应然性追求的空洞化，对伦理、道德、美德等美好生活的消解，因而也是不可欲的。(二)表达整体性的中国社会 法律除了具有上文分析的形式特征外，还应具有实质内容。
而法教义学、法实证主义或法理言说，则可以看作对这种分析进行的提升，提升到或多或少整体性的系统化的层次，为法学专业化提供更精细化的基础论证。毋庸置疑，技术性是现代法律的重要特征。
其即使可行，也会遮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反思，并使人们遗忘这种反思，因而也是不值得向往和追求的。(32)这种论调实际上是把西方国家的特殊的地方性普遍化为全人类的应然追求，窒息了人们的想象力，使人自我封闭于技术理性化构成的世界图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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